离开之前觉得应该谈谈自己的母校，毕竟这是一个铭刻在生命中四年的地方。尽管我并无权威，也无学术研究之严谨。但所思所想均建立在四年的实际感触上，自然饱含着对母校复杂的情感。所以才有了以下文字。

我来北京西郊的国际关系学院上学，跟大多数同学一样，完全出于偶然。我以飘然洒脱的风格在高中厮混三年，成绩自然不好。模考连二本都无法上线，考前填报志愿连提前批次填报国关亦属冒险之举。高考时我不幸再次发挥了每逢大考必发疯的风格，突然发飚，成绩冲到全市第二。来到国关也就顺利成章。

很多同学的情况也类似。因此这样的命运已经不是个人可以左右的，接受选择和挑战自然是唯一的办法。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从不抱怨考到国关的重要原因。在我看来，很多事情既然无法左右，就只能积极面对。

大一时国关校园的满目疮痍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以至于毕业时看见一个崭新的校园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唏嘘。但对于国关来说，变化的不仅仅是硬件的升级和改善，四年间发生的很多事情已经清楚表明这所历史悠久的学校走上了新的道路。前途如何，无人知晓。

毫无疑问，国关的过去非常辉煌。即使对国关再有多少不满，我也要承认这种历史的遗产，以及泽被后世的复杂影响。这种辉煌，不似清华北大一类家喻户晓的高等学府拥有的显赫声誉那般恣意张扬，它是在安静从容的状态中历练出来的内功，是一种优雅和贵族气息般的雍容，是默默为国家民族奉献的那种精神内涵。

很多老教授曾经告诉我，当年国关的学术水平和知名度远在清华北大之上。这并非虚言，尤其是在思想解放的80年代，国家XX部主管下的国关拥有极大的自由空间让思想成长，让活力释放。这背后还有大批在文革前后沉淀下来的雄厚的师资力量——其中的很多人有着显赫的背景和渊博的学识。这样的内外环境，催生了一个蓬勃兴旺的高等学府，培养了一大批今天的成功人士。

为了写一篇校园文化的调查文章，我曾经去访问了几位老教授。在他们的回忆中，80年代的国关是风潮的引领者，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文化新知，甚至是社会时尚，国关一方小小的校园都是全北京高校的风潮引路人。“那时候是北大清华的学生往我们这边跑，”李青老师不无感概地对我说，“就连周末舞会都在北京高校中名气很大”。

那时候的国关，思想开放，视野开阔，而因为专业的原因国关学生又可以最大范围接触到西方的各种思想。不夸张地说，国关的学生是全国高校里最早、最有条件收看外国电视、阅读外国报刊的——其实至今也是这样。这样一个环境下，小小的国关怎能不辉煌？

我没能幸运地经历那个年代。但我可以设想，通过历史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何况那个年代，全中国、全中国的大学生、全中国的青年人都是那么激情燃烧，社会都是那么昂扬向上。

而国关学生得此优良传统而熏陶培养的特质更是宝贵的财富。据说当时高官子弟云集，贵族气息浓厚，校园文化氛围不同一般。我在和很多外校老师和社会人士聊天时，他们对于国关学生那种风度翩翩、举止得体、个人修养出众、思想实用的全方位素质津津乐道。

这是国关的传统和特质。是这些，让这所每年毕业几十名学生的袖珍学校声名隆隆——也是这些使得当年为数极少的毕业生今天却多数拥有成功的社会地位和显赫的财富——多年来终于在社会确立起国关的口碑。

很抱歉，我们没能做到。因此我们才会在校友会上为校友的成就而咋舌。

记得去年学校搞了一个大讨论，讨论国关的精神特质是什么。在这个时代搞这种讨论既不符合时宜也很可笑，毕竟精神特质和文化内涵的养成并非一代人之功，更不是泛泛而谈可以明确的。最后这个讨论似乎无声无息消失、无果而终了。

回顾国关的辉煌并非为今天的颓势遮羞，但或许能够为认知目前的衰败和迷茫提供更全面的参照系。

90年代中期的大改革毫无疑问是国关滑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当社会全面走向开放的时候，国关却走入了自我封闭的泥潭。各种封闭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动荡频繁，以至于最后全面走向定向招生培养的内部办学模式，似乎成了国家XX部的培训机构。辅之以整个社会的剧烈转型，这所小小的学校也许真的无法承受这种沉重了。

我一直不认同高等院校隶属于某个中央机关的苏联式大学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在本质上将人视为工具进行技能训练，全面忽视人格的完善和社会性的培养。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很多代价。但当90年代很多有识之士开始为中国大学寻求新出路的时候，国关却不幸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自缚手脚，自甘堕落。

教育是有自身规律的，行政力量和短期利益不应该超越科学规律而引导大学教育的走向。教育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中坚，引导民族复兴和国家强大。教育不是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更不能成为短期利益捕捉的对象——如果那样，几代人之后，整个民族将付出惨痛代价。

国关就是在违背教育基本规律的基础上走过了十年改革，走到了历史的低谷。这期间也许有过机会扭转，但国关错过了。终于有一天猛然醒来，自己已经落到了尴尬无奈的境地。

因此，这里的一切似乎总是那么不让人满意，总是成为现在国关学生抱怨攻击的对象。我们可以想象，整个指导思想没有转变的情况下——继续把自己当作某个国家机关的培训基地，而不是一所大学——国关的一切怎能令人满意？

官僚化、效率低下、不尊重学生，保守封闭——这就是现在的国关。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这几年一切都在好转，但小碎步的改革敌不过时代的飞速发展。我们已经落后很多，难道还想继续凋敝下去？

所以我很理解很多师弟师妹在高分考入国关之后的愤懑——尽管分数并不说明问题，但至少代表了他们确实是优秀的；我也很能理解自己心中的不平衡——我们不是做不到，我们曾经如此出众，我们曾经长时间走在中国大学的前列——跌入今天的困境，任何一个国关的学生都不能轻易释怀。谁该为这一切负责？

当然，与此相伴的也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集体困惑。近几年关于教育产业化和改革走向的争论一地鸡毛，我这样的学识并不能很好理解高等教育改革的复杂和棘手。但我相信，这一定是对某种规律性的背叛和对短期利益的盲目追逐而导致的。解决之道必然需要回归对教育规律的重视和全面落实以人为本。

因此国关并不是失败的唯一例子，但是很多学校在积极寻求转型的时候，国关的转型却让人看不懂。我并无意指摘学校从外语院校向涉外政法类院校转型的决策——我只是认为，传统的优势不应该轻易抛弃。一周超过20节英文课不应被缩减至不到一半，当专业课水准提升遥遥无期的时候，自毁核心竞争力的做法似乎并无益于学校大方向的转型和发展后劲的积累。

在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之前，这些问题似乎真的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学校自身似乎都对评估毫无信心，关于学校可能降格的传言满天飞舞——尽管那个评估也是超级扯淡，但这毕竟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对国关进行全面梳理的机会。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国关究竟是继续“特校特办”还是寻求新路？最近听到一些老师说，评估中学校将继续强调自身办学的特殊性和为XX部服务的特殊性。应该说，这是一个好的应对手段，国关很可能凭借这一点在本科教学评估中胜利全身而退。但问题在于，所有人都清楚，如果不强调“特校特办”的特殊性，国关就办不下去，失去立足的根基；而如果继续沿着“特校特办”走下去，又是一条根本违反教育规律的不归路。

这个悖论，国关不可能突破。

毫不客气地说，国关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至少在教育的本质上没有价值。除了“特校特办”这一个遮羞布，我们已无任何拿得出手的资源。可以预见，在高等教育继续开放和竞争加剧的明天，这样一所靠着上级主管机关少得可怜的施舍、靠着遮羞招牌过活的孱弱的院校，将会有怎样一个未来？

这些年来，国关被合并和被国家XX部抛弃的传言一直就有，但我们都无法预计这所学校究竟会走向何方。

如果我们抛弃掉一些东西，或许我们有很多机会重生，甚至更加辉煌。

写以上这些并不是为了提出什么建言建议——我的政策水平和认知程度无力承担这样的任务。我只想就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写点对母校的感受——我也并非全部纸上谈兵，四年间大量时间在团委学生会工作，我利用了每一个机会将我的想法表达出来，并努力实践；也许是我年少轻狂——但毕竟是热爱母校的。

所以我根本无意唱衰国关，更无意给母校造成任何负面影响，也不想让还未毕业的师弟师妹觉得前途暗淡——我必须要强调我的观点：学校是一个学习的地方，但能否成长完全取决于自己，环境或多或少会有影响，但绝对不是决定性因素。改革失败的十年间，仍然有大批优秀的师哥师姐从这里走出去。因此我们都要相信自己。

只不过，我不愿意在十年后、或者20年后、甚至更长时间之后看到国关这所学校的凋敝、甚至是消亡。我不愿意让自己的母校成为历史的记忆。我还有许多美好的时光全部驻扎在国关校园——我坚信，自己的一生已与国关脱不开联系。她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紧紧相连。

如果有同学，老师，甚至是学校领导看到这篇文字，请容忍和原谅我这样一个本科毕业生斗胆在此对学校指手画脚。我学识有限、积累不足，也许以后我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欢迎批评指正。

从心底里希望国关越来越好。